近年来，广东梅江检察在梳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时发现，一个比较突出的情况，不少涉案未成年人在案发前已经出现过明显异常，如果能够及时预防介入“治未病”，完全有可能避免严重后果。这让检察机关思考，除依法办案外，能否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和治理环节发挥更大作用?

从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运行情况看，县区层面的未成年人保护框架已经基本建立，但在镇级，尤其在城乡结合部，实际运转过程中仍存在衔接不够紧密的问题。比如，对未成年人异常表现的判断，不同主体往往依赖经验，缺乏统一、清晰的识别标准。部门之间关于未成年人信息流转不够顺畅，相关情况难以及时汇总分析，导致工作沟通不够顺畅的现象。再加上在基层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社工服务等专业力量供给仍显不足，对需要关注的未成年人持续跟进还不够到位。同时，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通过早期引导化解的情况，在不同环节中不断积累，增加了后续治理难度。

以C镇为例，该镇属于典型城乡结合区域。因人口流动较大，一部分家庭因外出务工形成长期分离，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不如过去稳定。有的未成年人因隔代教育缺少有效监管逐渐脱离正常学习节奏而辍学，有的会沉迷网络，有的开始接触不良朋辈引发不良行为，单独看某一方面的问题未必突出，但检察机关在相关案件数据、社会调查以及实地走访调研梳理相关情况，发现一个共性，不少未成年人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已经长时间在不同环节出现异常，只是这些情况分别掌握在家长、学校、社区和公安机关等不同主体手中，彼此之间没有形成有效记录，也就很难及时作出综合研判，缺少持续跟进。

如何破局分级干预?

一开始推进并不顺利，未成年人信息涉及隐私，各部门顾虑较多，所以，在C镇依托检察机关牵头成立的“向阳树”未爱守护联盟，把教育、民政、公安等单位以及群团组织一起纳入进来，通过联席会议探讨以何种方式收集、传递数据，在确保涉未成年人隐私不被泄露，在数据收集范围和使用边界上逐步达成共识，建立依托镇综治中心，把学校、社区以及相关部门围绕涉及未成年人风险信号进行归集，例如长期旷课、心理状态异常、不良交往、家庭结构变化等，不作无关延伸，明确仅用于研判和干预，不对外扩散。

让参与人员印象较深。机制运行一年来，C镇累计收集重点关注未成年人信息1300余条，通过跨部门交叉比对识别出需要重点干预个案51例，相比以往单一渠道发现问题，这种方式明显更早、更精准。

在信息整合基础上，该机制没有套用复杂模型，而是通过大数据风险研判，逐步形成了分级干预的做法。根据风险程度，将需要关注的未成年人对象划分为一般、重点和特别干预三种类型。一般关注的未成年人对象以日常教育提醒为主，由法治副校长和学校教师开展常态化督促教育沟通;重点关注对象则启动“多方会诊”，由学校、社区、家庭共同参与制定干预方案，定期跟踪回访;对于情况比较复杂的特别干预对象，由综治中心牵头，公安干警、检察官、学校老师、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共同参与，通过围屋家访、警示教育、行为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全方位针对性干预。

一名留守儿童的转变颇具代表性，该未成年人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其跟随大伯生活，因缺乏有效管束逐渐沉迷网络，甚至在校园内试图向同学收取“保护费”用于购买游戏装备，学校发现后上报教育局。随后，经研判属于特别干预对象，由检察官、公安干警、教育部门人员、学校老师以及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共同组成“围龙护未”帮教小组，上门与监护人沟通，同时与在外务工的父母进行视频连线，开展家庭指导。经过一段时间干预，其母亲选择回乡务工陪读，该生顺利返校并完成中考，逐步回到正常轨道。

从运行情况看，分级干预的核心在于“精准”，关键不在“分级”，而在匹配，资源投放与风险等级基本匹配，不同资源投向不同层级，避免了简单平均用力。

“检察+”协同构建保护网络

“检察+综治”搭建协同平台。检察官通过进驻镇级综治中心，参与需要提前关注未成年人个案的研判和干预决策，这样既能发挥检察官法律专业优势，又可以借助综治中心基层社会治理的统筹协调功能。

“检察+部门”明晰职责边界。未成年人保护涉及众多部门，容易出现职责交叉导致权责不明，或者出现职能盲区的情况。检察机关通过“向阳树”未爱守护联盟召开联席会议、以联签文件、制发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磋商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明确分工，监督各司其职。

“检察+社会”引入专业力量。针对基层专业力量不足问题，检察机关协调引入社工组织和心理咨询师，推动设立镇级未成年人保护项目，目前，C镇已配备专职社工1名、签约心理咨询师1名，为需关注个案提供心理疏导和跟踪帮教。

梅江检察未检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下一步将继续在现有基础上推进这项工作，在不改变既有治理结构的前提下，通过法治方式把各个环节衔接起来，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加稳定的保障，也为“十五五”时期基层治理提供支撑。

(李丽玲)